滌與瞇的日常，正是接住他人生命的可能 前面關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提問，我沒有實際的答案。
雖然嚴格來說，「國家統一」一詞是在1991年首次出現於條文之中，但其概念的淵源則是在19世紀末由諸多世界華人政黨出於各種理論、思想、利益或價值觀，作為一個目標而被提出、被追求，並且最後在中國國民黨（準確而言，同盟會）的領導下得到初步實現。沈恩舉例（pp.145-149），若600萬人共同選擇了制度A，而此制度將影響、導致群體的人口為500萬人，如此一來，議題所關係之群體（焦點群體，focal group）就存在不一致。
在這個預設下，國家的現實制度安排被要求去符合「國家統一」的既定價值觀，國家本身發展的途徑被填上了封閉性的答案，甚至社會以及其組成中的人民與事務的發展同時也被要求去滿足這一價值的總和。根本的問題不在於雙方所提出之統獨願景間的競合，而是將這些願景（作為一個目的，end），預設為約束政府權力運使（憲法的基本功能）的條文，其對於憲政精神的影響才是立院諸公應該考慮的。蔡的荒謬在於其毫無原則，且事後的解釋／遁詞顯示相對於總體發展的圓滿性，將獨立優位於統一才是讓他認為框架不合理的原因，這使其行動暴露出機會主義的樣態。而亞當斯密的「公正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並沒有這些問題（另外還有排他性忽視及偏狹信仰的問題，註三），因為公正旁觀者在處理議題的時候並不侷限於任一個別群體，而是考量所有存在者的觀點──無論他們是否參與於議題所發生的群體之中──因此，議題可能發生的群體變化對於公正旁觀者的運用並不產生影響。但是，這個由清末各黨及相關聯盟所提出的政治目標，當時對這個目標做出選擇的群體，是否能夠充分地代表21世紀約2400萬台灣人民？退一步來說，當時對此做出選擇的人們，對於50年代的約900餘萬台灣人是否有代表性？ 姑且不論時間線上個體的代間差異，但隨著焦點群體的數次大幅變化，以及各種客觀狀態的變動，「國家統一」作為我國過去的一種政策與制度方針，已經不能完全一致地對應其現實組成群體。
為避免字面上可能產生的誤解，這裡要先強調的是，反對先驗制度論並不意味著對於憲政的反對，不代表開放性理論所追求的就是無政府狀態。開放性理論對於條文中「國家統一」的反對，其次是在於政策與群體間含括的不一致（inclusionary incoherence）之問題。依當時的氛圍，蘇格拉底罪不致死，逐出雅典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處罰。
韓國瑜的罷免案跌破專家的眼鏡，不但越過不算低的門檻，高雄市民還以近94萬張的超高選票，將韓國瑜罷免下台，舉世驚奇，創造了台灣另一項政治奇蹟。蘇格拉底的判決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事，這場審判被討論了兩千多年，各方面的觀點汗牛充棟，但我們幾可斷定，柯文哲對這個審判一無所知，只是拾人牙慧，撿一兩句反民主的老梗，用蘇格拉底的判決來證明民主不可信，韓國瑜被民意罷黜也不可信，他的施政滿意度最後一名也不可信。然而柯文哲無視民意，面對議員質疑，居然自認市政遙遙領先，以民眾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回應。在法政思想上更有重大的影響，但基於同樣的原因，往往成為負面教材。
蘇格拉底有充分的發言機會為自己辯護，但他沒有說服檢察官。」 不像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家，稍微褻瀆教廷的教義就有殺身之禍，古希臘人敬神，但對宗教相當開放，對開神明玩笑的人無所謂，當代有不少這方面的劇作留下，戲弄希臘諸神。
審判必須公開舉行，蘇格拉底這個審判相當轟動，吸引大批的民眾聚集觀看，其中包括蘇格拉底的高徒，27歲的柏拉圖。值得一提的是，在蘇格拉底的時代，雅典仍有所謂的「陶片放逐制」（Ostracism），透過公民投票驅逐不受歡迎的人物。以這兩個罪名起訴，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感覺，但這要回到雅典當時的脈絡，才能看清這個審判真正的動機與本質，稍後再談。檢察官裁定全案進入審判階段。
任何雅典公民只要以書面或口頭向被告提出指控的事由，雅典的法院（Stoa Basileios）就要依法舉行一個審判前的聽證會，類似我們現在的偵查庭，原告必須準備足夠的事證，被告則有答辯與解釋的權利，再由類似我們的檢察官（Archon Basileus）決定是否起訴，進入正式的審判階段。我們暫且不管柯文哲，罷免韓國瑜的紀錄，留給他慢慢破。兩千多年來人們不斷透過柏拉圖的《對話錄》來理解蘇格拉底，其中《Apology》一篇聚焦在這場審判上。當時採用500人如此龐大的陪審團，不太可能要求一致通過才判有罪，於是採簡單多數，造成一代哲人被粗魯地判死，進而引發陪審制度的改進。
依當時的法律，陪審團裁決有罪後，控告者與被告雙方必須協商出雙方都同意的處罰辦法，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則由陪審團決定。排除婦女與年輕人參與的審判制度，不利蘇格拉底。
正式的審判必須組成500人的陪審團，從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抽籤選取從阿米爾罕過往的作品中，他常選擇一些具有社會議題的電影，比如《心中的小星星》、《三個傻瓜》中提及孩子的教育面相，《來自星星的傻瓜PK》大膽挑戰宗教議題，《隱藏的大明星》、《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則提倡了女性自主意識等等，都揭露出印度社會的深層問題。
」 這點與阿米爾罕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也是他在電影製作選擇上考量的因素之一，但是他更希望把他所見的動人故事傳遞出去。」 阿米爾罕舉例，當人們受傷時，不是因為感覺疼痛而表現疼痛，更有層次的表演應為：「我受傷了，卻不表現出來，但我的行為會讓觀眾理解它。他透過講笑話的方式，與小朋友們關係更加親近，他更笑稱自己成了孩子王。達席爾薩法瑞（Darsheel Safary）扮演患有閱讀障礙的兒童，他真誠且自然流露的演技，讓這部片更加真實與動人。」他曾聲明，無論他所做的事情，在其他人眼裡有多麽荒誕奇怪，但這些電影的成功，都表明了觀眾擁有更大的接受程度。上述知名電影皆由阿米爾罕（Aamir Khan）主演，身兼演員、導演或製片的他，致力於透過電影批判印度社會現狀，更勇於揭露貧窮、性侵等敏感議題。
」他補充：「通常人類的行為不會如實表現感覺。阿米爾罕和他一起花了一段時間，告訴他哭泣的技巧，而他的表現也讓阿米爾罕讚揚：「你知道這種技巧並不容易理解嗎？很多著名的演員都無法學會表演的方法。
」 「一旦你開始拍攝面對鏡頭，你就不會看到其他演員，所以你必須自己判斷，其他演員也是。」 做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事情，我很興奮，但我也對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害怕，然而這絕不會阻止我傾盡全力，做我所選擇的事情，不管在人們眼裡多麼奇怪與荒謬。
同時，也介紹他製作深度談論節目《真相訪談》時的立意宗旨。──《三個傻瓜》、《來自星星的傻瓜PK》導演Raju Hirani 《三個傻瓜》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u Hirani）的座右銘「電影就是娛樂」，認為電影必須是真實而有趣的：「我告訴我的演員不要刻意搞笑，只要表現得真實，觀眾就會因為這個傢伙陷入了一個有趣的境地而笑。
」 「『事實』這個詞並沒有讓人失望。作為演員，為了呈現真實的演出，他必須在活化台詞上做準備，使其更貼近角色。同時身兼製片的阿米爾罕表示：「我必須在拍攝當天結束後的晚上，才能規劃第二天的行程。他發現：「人類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相似，他們有著同樣的感受、同樣的夢想和同樣的鬥爭。
我一直逆流而上，如今潮流已經改變。他製作《真相訪談》，透過節目直述印度社會黑暗面，包含種姓制度、女性墮胎、巨額嫁妝等。
」阿米爾罕從小在李小龍的電影耳濡目染下，體會到創意的影視製作人才，會真正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讓大眾體驗其他的國家和文化。「在這個節目中，我們試圖將核心新聞，以及我過去經歷培養的溝通技巧結合在一起。
」阿米爾罕表示，他認為他在現場最大的挑戰，就是打破僵局。敢於突破現有框架的阿米爾罕，更被外媒定位為「印度的良心」。
身兼演員、導演的雙重壓力──從《心中的小星星》談導戲方式 圖片來源：《心中的小星星》劇照 圖片來源：《心中的小星星》劇照 當我進入這個產業，我是個孤獨遊俠，試圖製作我所相信的電影。」他說明，他必須始終保持精力與警惕，致力將精彩劇本呈現在大螢幕上。還製作電視節目《真相訪談》，讓印度陋習攤在陽光下，使世界關注印度人權問題。他曾說：「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確保作品的品質，我想做出好的作品，也傾注心力於這件事上。
」 另外，《心中的小星星》剪輯師迪帕巴蒂亞（Deepa Bhatia），更仔細篩選畫面，追求孩子們誠實而自然的演出，不容許將任何一點虛假色彩剪入電影：「這部電影拍了超過1000個鏡頭，需要花較多時間精挑細選畫面。我一直在告訴你故事，這是一個我必須得說的故事，而且是事實。
他的道德勇氣，也讓一些州政府開始採取強而有力政治行動。傳統印度電影發揚國際 圖片來源：《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劇照 圖片來源：《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劇照 「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李小龍在印度非常受歡迎，我認為他是富有創造力的人，能真正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
──阿米爾罕 即使擁戴一切的阿米爾罕，仍不過養尊處優的日子，反而走入印度民間，揭開那些讓人垂憐的故事。──《心中的小星星》導演阿米爾罕 《心中的小星星》是阿米爾罕首部執導的作品，他同時也是這部片的導演、製片與演員，因此肩負更多的責任與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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